12 達賴喇嘛的巨大財富 ——西藏流亡社區見聞之四 曹長青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區，除了藏人的苦難經歷和全民信佛給人強烈的印象外，再一個就是藏人開辦的學校，由于它教授藏文，又不收學費，吸引了大批西藏青少年翻越喜馬拉雅山逃到這里求學。而在中共統治下的西藏，學校大多用漢語教學，而且學費越來越貴。 在距達蘭薩拉四小時車路的西藏兒童村分校，校長白瑪次成告訴我，該校現有一千二百五十一名學生，百分之九十九是近年從西藏逃來的，都沒有護照。 這個學校有初中、高中班，學生年紀在十四到十七歲之間。學校共有六十一名教師，除一人外都是藏人。白瑪介紹說，“每個月，每天，都有學生從西藏逃來這里，昨天還到了六個孩子。他們在這里學習數理化各種知識，還學習藏文、英文和印度文。畢業後，再到印度的大學深造。有的又回到這里任教。”白瑪指著身邊二十八歲的學校教務長拉噶才仁說，“他就是從這里畢業的學生。” 在課間，我采訪了一個剛逃到這里才一個月的學生班禪。這個十六歲的男孩告訴我，他家在拉薩附近鄉下，父親已去世，母親五十多歲，在牧場干活。他有五個兄弟兩個姐妹，其中兩個哥哥是和尚。家里沒錢供他讀書，而他特別想得到好的教育。他的舅舅做生意，有時去尼泊爾，聽到這里有學校教藏文，就鼓勵他逃到這求學。 “我們一批二十多人一塊逃的，交了七百元帶路費，在路上走了一個多月。那路也太長了，太累，太難走，有時感覺會死在路上。”班禪說，他學完會返回西藏，為西藏的未來做點事。 八千西藏青少年逃來印度 達蘭薩拉的“難民接待中心”主任索郎秋培介紹說：“從一九九零年以來，平均每年有五百多孩子從西藏逃到這里，年齡在六到十三歲之間。他們要翻越喜馬拉雅山，在路上走一個多月，有的孩子凍死了，有的凍傷，但大部份都過來了。” 這些孩子有的是隨父母來的，有的是交錢給蛇頭帶來的。由于中印邊境雙方都有大量駐軍，因此偷渡者主要是進入尼泊爾，再從那里到印度。因尼泊爾與中國關系較好，在邊境雙方沒有駐軍，只有哨所，而且山口也較多。 印度駐軍見到逃來的藏人，只是趕回去，不抓。見到孩子有時放他們進來。但尼泊爾哨所抓到越境藏人會交給中方，有時還勒索搶劫藏人，因為逃來的藏人都帶著一些積蓄。在達蘭薩拉編輯中文《西藏通訊》的達瓦才仁告訴我:“不久前，一個從西藏逃來的尼姑，在邊境被尼泊爾警察強奸。” “藏人父母把孩子送到這里之後，就不管了，等于是托付給了西藏流亡政府。孩子的吃住教育等全部開支都是由流亡政府負擔，主要是從西方國家募款。”索郎秋培繼續介紹說，“過了七、八年之後，這些孩子父母弄到護照後，再到這里來找孩子。有的父母長期申請不到護照，想孩子心切，就冒險偷越邊境過來看孩子，再以同樣方法回去。因為這里的教育水準高，又不收費用，因此逃來的孩子越來越多。一九七九年以來，已有八千名青少年從西藏逃來。” 藏干與中共捉迷藏 中共當局近年開始采取措施，規定說，藏人干部如果不把孩子從印度領回來，將開除公職。當局給干部發護照，讓他們來印度領孩子。由此在藏干與當局之間開始了一場“找孩子的迷藏”。 有的藏干怕丟掉飯碗，只好把孩子接回去，也有的從印度回去後謊稱孩子丟了，無法找到。有的干部則利用這個機會來印度聽達賴喇嘛講經，然後對當局說，孩子被帶到尼泊爾邊境時又跑掉了，而他已無足夠路費回去再找。也有的藏干來到印度，干脆就不回去了。“難民中心”一位剛逃來不久的藏人說，現在拉薩有些藏干煞有介事地在街上貼“尋人啟示”找孩子，其實是做給當局看的，因為他們早已把孩子送到了印度。而在西藏鄉下，由于現在經濟開放，人員流動，孩子沒有了，家里謊稱說送去了城里親戚家，當局也搞不清楚。 在西藏兒童村，校長白瑪的辦公桌上有一份最近有人從西藏帶來的中共西藏共青團委員會開具的藏文介紹信，上面寫著，如果父母不把孩子從印度領回，將開除公職。 在“難民中心”，住著一百多名新從西藏逃來的人。越來越多的藏人源源不斷地逃來達蘭薩拉，給流亡政府帶來很大的負擔。《西藏通訊》編輯達瓦才仁說，“經濟上有些困難，但不是主要問題，因為國際捐款越來越多。但現在流亡政府的政策是勸逃來的人回去，因為中共向西藏大量移入漢人，使藏人已成為少數，藏人再大量逃來印度，在自己的土地上更成為少數了。而且印度終究不是我們的久留之地，早晚我們要回到家園。經過勸說，逃來的藏人有一半又回去了。中共給藏人洗腦宣傳說，達賴喇嘛回去要恢復農奴制，但逃來的藏人在這里親眼看到流亡政府的民主運作，了解到西藏的真相，回去後等于是活的宣傳品。” 藏人傳統：孩子六歲就進寺廟 大人回去了，孩子一般都留了下來，分配到各地藏人學校。流亡藏人在印度、尼泊爾等地建了一百零四所學校，其中千人以上的全日制寄宿學校有七所，有六萬五千多名藏人學生。同時還建了一所綜合大學，該大學以藏語授課，培養了很多藏學人才。 在印度南方藏人居民點拉格林，藏人辦的學校有一千二百名學生。居民點的行政主管、達賴喇嘛的代表索南考拉桑告訴我，學生的衣食住都是免費的，也不收學費。除了流亡政府給些資助外，主要來自國外捐款和個人贊助。現在三百學生有贊助人，一個月二十美元，贊助人多來自法、德、美等西方國家。 我在達蘭薩拉附近的西藏兒童村采訪時，遇到一個法國駐中國的女外交官，我們共進午餐時她告訴我，她聽說這里有西藏孩子需要幫助，就特意和丈夫一起來這看看並選擇贊助了一個女生。 達賴喇嘛的妹妹杰增白瑪現在是西藏兒童村總校校長，她告訴我，在西藏流亡社區，百分之九十八的孩子都上學就讀。 有些藏人父母把孩子送到印度，是因為這里有能使孩子很早學習佛學的機會。以藏人的傳統，孩子滿六歲，就可以送到寺廟當和尚，學習佛經。但在中共統治下的西藏，規定年滿十八歲才可以出家。因此現在西藏的寺廟中出現了“非法和尚”：那些年齡沒到十八歲的和尚，在中共當局來寺廟檢查時，就躲起來，檢查人員一走，再進寺廟。 達瓦才仁說，“我有三個弟弟都是‘非法和尚’，有個才十四歲，當局來檢查，廟里的人就謊稱他是臨時來幫忙的。但很多小和尚被查出遣送，父母還受懲罰。因此很多家長只好把孩子送到這里的寺廟。” 在南方藏人居民點拜拉庫比的寺廟，有一百多名七到十五歲的小和尚，絕大多數都是從西藏逃來的。 流亡藏人的“延安” 從西藏逃來的成人，很多也進入學校學習。在距達蘭薩拉三小時山路的索噶學校，就是藏人建立的成人學校。 這個學校建在山上，坐在課堂，隔著窗戶就能清晰地看到雄偉壯觀的喜馬拉雅山脈，這個學校現有的三百一十九名學生，全部是近年從這白皚皚山脈後面的西藏逃來的。 六十歲的校長降巴介紹說：“這里的學生最小的十八歲，最大的三十五歲，多數是從西藏東部的安多（青海）逃來的，因那里學校更少。他們對當局說去拉薩做生意，逃到這里學習六個月或一年，再偷渡回西藏。” 這個學校沒有校園，沒有操場，只有一排排鐵皮房子，作為教室和宿舍，房子之間有潺潺流動的泉水，山青水秀，充滿靈氣。一個筒倉式鐵皮房子，有二十多張床，沒有取暖設備。 我去的時候是十一月底，住在達蘭薩拉很好的賓館，晚上要把兩條毛毯和被子全壓在身上，還有時凍得難以入睡。達蘭薩拉的旅館和住家都無取暖設備，成人學校的學生們要在鐵皮房子里過冬，艱苦情況可想而知。 校方發給每個學生四條毛毯。我在學生宿舍看到，每個床頭除了毛毯和書籍，都掛著達賴喇嘛的像。 在課間，當學生聽說來了一個中國人采訪，一下子圍過來一百多人。校長提醒我，不要拍照，不要問他們的名字，因他們還要回到西藏，免得中共找麻煩。 從甘肅天祝縣逃來的今年二十八歲的一個小伙子告訴我，他畢業于甘肅省佛學院，經常聽英國BBC和美國之音，因此知道了這個學校。他是前年九月和四十人一起逃來的，在路上走了二十三天。 當我問他對西藏前途的看法，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西藏不獨立，我不結婚，寧可等二十年。”當我提醒他達賴喇嘛主張西藏自治而不是西藏獨立時，他馬上說：“我同意達賴喇嘛的‘一國兩制’，達賴喇嘛怎麼說，我都同意。” 他穿著白色襯衣，花格毛線衫，外面是西服，腳蹬皮鞋。我問他怎麼穿得這麼時髦？他笑著說，“這是學校兩年前發的服裝，我經常穿。”我問他“你恨不恨中國人？”他說“不恨”。“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當面你不好說？”他回答我說，“不是，我在西藏時心里就這麼想，我恨共產黨。” 千名藏人紀念“六四” 這個藏人小伙子對中國人的想法不是個別的。我在當地采訪的五十多名藏人，都是這樣的想法。 去年六月，達蘭薩拉的藏人們還舉行了紀念“六四”死難者活動，有一千一百多人參加。我聽到這個數字很是感慨，因為我居住的紐約，有三十萬華人，但每年紀念六四活動，參加的人都不到五百人，才是千分之一強。而只有七千藏人的達蘭薩拉，有一千多人參加，是人口的七分之一，還是紀念中國人。藏人的這種胸懷，和他們信仰佛教，遵守“戒律”中的“不殺生”、“不仇恨”有關。 降巴校長說：學校也給學生講授一點佛學，希望能使青年人得到更多的佛教文化燻陶。學校一個月費用十八萬盧比，合五千美金，由流亡政府撥給。學生們都很用功，每天早上五點起床，學習到晚上六點，一周學習六天。他們剛來時，百分之五十的人會說中文，百分之三十五的人會藏文，其他的人什麼也不會，只會說一點點藏話，因在西藏沒有學習藏語的機會。在這里他們學習藏文、英文和其他知識。 在課堂上，我看到那些二、三十歲的男女藏人，在用看圖識字的藏文課本，隨著老師的發音，在一字一句地復念朗讀。那幾十名學生一起朗誦的聲音，和窗外奔涌的山間溪水聲，此起彼伏，交響在一起，流動著活力和希望。它使人不期然想起四十年代的延安，那種同仇敵愾，那種艱苦奮斗，那種青年學生沖破封鎖義無返顧、為國家民族獻身的勁頭。 青年藏人都想報效國家 在新德里機場接我的青年藏人諾佩正在印度的一所大學讀書，他說，最大的志願是畢業後能進西藏流亡政府工作。雖然在文盲很多的印度，一個大學畢業生很容易在印度人社會找到工作，但他認為必須為西藏自由獨立做點事，尤其是他小學中學都畢業于藏人學校，流亡政府給了他免費教育，他必須回報。他前年曾利用假期偷渡進西藏進行考察。 曾陪我去南方采訪的二十三歲的“西藏青年會”干事更秋才仁告訴我，如果流亡政府有一個空額，會有幾百名藏人應征，很多都是大學生，要通過嚴格的考試篩選。能進入流亡政府工作，非常被人羨慕，因為大家都想為西藏做點事，為國家獻身。他也是大學畢業後經過幾次考試與篩選才進入“青年會”的。更秋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與藏文，還會說印度語和南方鄉下的印度方言。 人才：西藏的未來 現在流亡社區的中層領導人，幾乎全部是藏人學校培養出來的，都有這種報效國家、回報政府教育的願望。西藏流亡政府官員的素質很高，絕大部份大學畢業，很多還在美國留過學： 我在南方采訪的第一個藏人居民點的行政主管索南考拉桑在紐約長島的大學進修過碩士課程，還在挪威的“西藏之聲”做過編輯；拜拉庫比藏人居民點的主管普布賽達在喬治亞大學政治系讀過書；南方藏人居民點總負責人丹巴桑噶畢業于威斯康辛大學；流亡政府新德里辦事處主任堅巴曲桑在邁阿密大學獲得比較政治學碩士學位； 流亡政府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土丹桑佩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獲得碩士。哥大新聞學院是世界一流新聞院校，從這個學院畢業的中國大陸留學生至今才十幾人，而桑佩是第四個獲得這所新聞學院碩士學位的流亡藏人； 教育部第二副部長塔西瑞卡在維吉尼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外交部的第二副部長索南達波，在新德里大學獲得歷史學碩士學位後，又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拿到政治學碩士學位。 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後，特別強調教育，不僅開辦藏人學校，提供免費教育，還把一批批青年藏人送到西方國家的大學深造。西藏流亡政府現在雖然仍艱難奮斗，但它培養了大批人才，而且是通曉英文，熟悉國際社會，心胸開廣、有全球視野的人才。這是它最大的財富，也是西藏這個民族百壓不垮、不可征服的希望與未來。 （原載香港《開放》月刊一九九八年六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