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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西藏青年大會”主席才旦諾布
					——“西藏流亡社區見聞之五

														曹長青

在印度南方買索爾市（Mysore），我被印度最大的報紙《印度時報》的記者問到：“甘地、馬丁路德金和達賴喇嘛是三位著名的非暴力哲學倡導者。甘地和路德金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功，為什麼達賴喇嘛的非暴力至今毫無成效？”我想了一下，這樣回答了他：甘地當時面對的英國，雖然殖民統治印度，但它基本上是民主國家。而路德金面對的美國，已是一個完全民主的國家。英美都有新聞自由，甘地和路德金的非暴力抗爭，能形成輿論，英美政府的民主性質，導致他們必須考慮輿論，在民意前讓步或改革。但達賴喇嘛面對的是世界上最頑固的共產專制政權，非暴力對中共不構成任何威脅，當然北京不會理睬。”
 
達賴喇嘛以他的非暴力哲學和世界價值等理念贏得了一九八九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有人認為他的非暴力理念根本不靈。他一九五九年來到印度流亡，至今已三十八年，北京政府對他的任何主張都不予回應。即使去年三月他在訪問台灣時更明確強調，他不謀求西藏獨立，主張“中間道路”，只是尋求高度自治，讓藏人治藏。但北京還是毫無反響。
 
流亡的藏人，尤其是青年藏人，對長期的流亡生活越來越沒有耐心，主張拿起武器與中國人武力抗爭的聲音越來越大。我在藏人居民點採訪的五十多名藏人，每個人都回答說，他們心中要求的是西藏獨立。但他們幾乎同時強調，現在服從達賴喇嘛的決定。不久前在全印度的藏人居民點舉行的民意測驗顯示，百分之六十四點四的藏人在回答要求西藏“獨立”還是“自治”時，回答“達賴喇嘛怎麼說就怎麼做”。北京如果明智的話，趁達賴喇嘛健在，打開大門，雙方談判，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西藏問題，這對西藏人和中國人都是一件好事。一旦達賴喇嘛不在了，在藏人流亡社區，恐怕沒有任何人能鎮住年輕的藏人要和中國人武裝斗爭的聲音和行動。我在藏人居民點採訪中發現，年輕一代的藏人，對佛教的情懷不像上一代那樣著迷，但對西藏獨立的訴求則比他們的父輩更加強烈。最有代表性的是“西藏青年大會”，這個成立于一九七零年的團體，宗旨之一就是爭取西藏獨立。它現有一萬三千成員，是西藏流亡社區最活躍、最激進的非政府組織。西藏流亡政府的內閣成員中，一半以上曾在該組織任過主要職務。現任“西藏青年大會”主席才旦諾布（Tseten
Norbu）主張，為了西藏獨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恐怖主義。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在達蘭薩拉的西藏旅館，我採訪了才旦諾布。

  問：諾布先生，你看起來很年輕，是出生在西藏嗎？
 
答：一九五九年我出生在西藏。剛剛三個月大，父母抱著我逃到尼泊爾。在尼泊爾的藏人難民營，我上了小學中學。後來畢業于加爾滿都大學，又在菲律賓大學獲得學位。

  問：你什麼時候參加“西藏青年大會”的？
 
答：我十五歲就加入了“西藏青年大會”。曾四次回西藏做考察，一個月或兩個月。偷渡回去，再偷渡回來。尼泊爾長期是君主專制，很多“西藏青年大會”成員被尼泊爾政府逮捕。直到一九九零年尼泊爾有了民主，我們的組織才合法。

  問：“西藏青年大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答：它是非政府組織，現有一萬三千名會員，全球六十三個支部，包括美國。會員每年交兩盧比會費，還有一些外來的捐助。各級職務都由選舉產生。我們這個組織的目的，不是監督西藏流亡政府，那是國會的事。我們的主要精力在于政治目標，組織游行、示威、步行抗議，絕食等。北京申辦奧運會時，我們曾組織了全球抵制。

  問：你們主張西藏獨立，這不是與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觀點相抵觸嗎？
 
答：達賴喇嘛說的很清楚，中間道路是考慮雙方的利益。我們考慮的只是藏人的利益。我們主張使用任何手段來結束中共在西藏的統治。

  問：你認為在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民意志之間，誰是決定者？
 
答：當然是人民意志。我認為達賴喇嘛應服從人民意志。達賴喇嘛在第一次提出“五點和平計劃時”就用了“全民自決”和“投票”等，就是明確宣布由全民決定。

  問：你剛才說的“任何手段”？包括恐怖主義？
 
答：包括。我猜想流亡的藏人有百分之五十支持使用任何手段。但現在我們不使用，因為達賴喇嘛在。如果他不在了，任何路都開放了，那時我們就會干。會像新疆一樣，西藏青年會拿起武器。

  問：你們要怎麼干？
 
答：我們的策略是回到西藏境內，不殺人，但割電線，炸橋梁，破壞公路。面對北京一直這樣蠻橫，下面分會成員一直嗷嗷喊要我們下令動手，我們總部面臨的壓力，越來越難以承受。我們藏人曾拿起過武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三年，我們已兩次使用過暴力。

  問：但你們很小，中國很大，你們有希望打贏嗎？
 
答：有！當然中國大我們太小，但我們抗爭是值得的，因為中共一鎮壓，就會有國際壓力，不僅政治壓力，還有經濟壓力，國際投資都會受影響。我們的行動會引起國際注目，鼓勵更多的西藏人。

 
問；近年來一直有藏人在西藏游行示威要求獨立，很多人為此坐牢、有的死在獄中。你怎樣看這種犧牲？
 
答：這樣的抗爭應該更多。在六十年代，外面國際社會一點聲援我們的聲音都沒有，現在則越來越多。因為我們的抗爭，尤其是在西藏內部的抗爭。在天安門，王維林擋坦克，坦克往哪邊開，他就向哪邊擋，我們看到這個，流了淚，它激勵我們抗爭，認可犧牲。

  問：從車臣和波士尼亞，你們學到什麼教訓？
  答：非常大的鼓勵！你看車臣和波士尼亞通過武裝抗爭，不是爭取到獨立了嗎？

  問：但車臣獨立，失去了十萬人的生命。你怎麼看這個？
  答：為了自由和獨立，付出生命代價是值得的。為了自由獨立，西藏人已死了一百萬。

  問：如果達賴喇嘛一旦不在了，你們就會馬上動手？
  答：這要看西藏流亡政府的新的領袖是不是很有力。如果很軟弱，我們就會干。

 
問：但達賴喇嘛一旦不在了，根據你們的“轉世”傳統，找到新的達賴喇嘛靈童後，不是要至少等十五年之後，新的達賴喇嘛年滿十八歲後才會做政教領袖嗎？
 
答：這是我們制度的問題，看我們的歷史就很清楚。我們必須改正這個。我們需要政治改革。在達賴喇嘛不在期間，需要選舉，選擇其他高級喇嘛。

  問：你主張政教分開，還是像現在這樣？
  答：分開。達賴喇嘛已說過很多次，回去西藏之後，他就辭去一切職務。

  問：你理想中的西藏是什麼樣？
 
答：就像今天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這樣，擁有自己的國家。我個人認為，西藏需要兩件事：藏人的雪山獅子旗飄揚在拉薩的布達拉宮上；西藏人有自己的護照。

（原載香港《開放》月刊一九九八年二月號）